据7月29日《广州日报》报道，新近公布的第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，韩寒和郭敬明入选“最受读者欢迎的作者”前10位，巴金、老舍等文坛大家则被甩在后面，赫赫有名的四大古典名著的作者竟无一人入选。“80后”作家挤跑曹雪芹，武侠、言情题材作家占据半壁江山，经典作家退避三舍，这样的调查结果无疑很有震撼力。尤为令人尴尬的是，这个调查并非草台班子的瞎胡闹，而是样本覆盖全国的权威调查，这使得人们无法找出“调查结果缺乏可信度”的借口，来逃避国人阅读取向发生变化的事实。于是，有专家坐不住了，慨叹“一个只图虚无的轻松的阅读享受，而刻意回避历史的民族，是可悲的”，好像国民阅读口味之变，后果很严重。
　　其实，这是注定要发生的事情，只不过早晚而已。新中国建立近60年来，国民的阅读取向经历了三次转变———从早期的“政治化阅读”、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“启蒙化阅读”和当代的“人性化阅读”。而这三次转变，无一不与社会经济发展、价值观念转型密切相关。
　　在计划经济年代，国民的阅读取向取决于政府倡导，以“高、大、全”为特征的政治化作品占据了国民的阅读空间；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，国民的阅读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受思想界引导，以“反思”、“伤痕”、“西化”为特征的启蒙化作品，自然成为国民阅读的最佳选择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社会政治文明的现代化演进，追求个体价值和人性化生存，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群的价值选择，轻松、时尚、小资一类的文学作品自然顺应了一些人的阅读口味。
　　要申明的是，笔者对“郭敬明‘挤走’曹雪芹现象”，并非感到欢欣鼓舞。事实上，这样一种阅读取向的变化，折射了社会价值观念的某些严重缺失，那就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割裂。
　　比如，缺乏深刻之思想、崇高之精神、淳厚之传统，乃至普世之人性，一味追逐时尚、生活、小资的阅读取向，终归不是一个深刻而伟大的民族所该拥有的全部。
　　由此，一个问题显现出来，那就是，我们的文学创作应该避免平面化、庸俗化、时尚化、快餐化的弊端，注意更充分地吸收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，从而更加具备民族的、传统的文化底蕴。
　　果真如此，我想，即便是曹雪芹、鲁迅、巴金、老舍等经典作家无一入选国民阅读榜单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